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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和经验上讲，滥用自由裁量权会由量变导致质变，由不当演变成违法。

在晚年，他还主持翻译了英国司法改革家丹宁勋爵的系列专著，以及自己的授业恩师詹宁斯的《法与宪法》等书。拉斯基（1893-1950）被誉为与罗素、林赛并列的英国三大思想领袖之一，他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执教期间，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投身于他的门下。

他后来立足实际，提出在中国发展现代文官制度，并倡导从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等发展中国宪政的思路，从某种意义上与拉斯基学说有暗合之处。国家使用强制的权力来对付少数人，强制对于不法分子来说是必要的。二是解说性，主要任务是对宪法条文进行解说性的诠释，力图说明其立法原意及立法背景，并予以正当化，作为补强现体制正当性的一种根据。但这个经历对龚祥瑞后来在宪政研究中反复强调人性中坠落、陷溺、懈怠因素，特别是要对人的局限性和破坏性警惕和防范（即后来思想史家张灏所谓的幽暗意识）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根据调查结果，他主持撰写《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对于细则，选民既不关心，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作出明确的理智的选择。[7]这或许是那个时代特殊历史情境下，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扭曲的普遍现象。他后来将自己的自传交付给陈有西并委托其代为出版。

[23]（二）对中国宪政理论的探索在谈及西方理论时，龚祥瑞其实处处指向中国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相背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这是他思考的核心问题。把民主和法制结合起来，构成政权组织形式，就叫做宪政。龚祥瑞认为，直接民主采用创制和复决，有了创制权，人民就可以主动地表达民意。我国当时宪法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此来代替各门学科本身的理论。

其次，他长期从事《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这种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敏感且边缘的研究领域。龚祥瑞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其时代局限性，因为人与人在法律上也存在着权利的区别，同时国家与个人也不可能处于同一平等的位置上。

二战结束后，国家的职能增加，美国出现许多独立的机构（如洲际贸易委员会，联邦商业委员会等），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这种混合权力在美国称之为管理权，这是继三权后又一个权力。第五，1980年代之后焕发学术青春，出版大量著作，影响和培养了一代学人，为中国社会主义宪政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过分的民主会带来暴政，易为独裁者所利用。二是，超然的兴趣，即独立各党派的宣传和理论，保持自己清醒的理性思考。

[3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美国宪法是先假定权利的存在，而后禁止政府的侵害。关于宪法的价值在于限制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等真知灼见，不仅在20余年前振聋发聩，至今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19]在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由。

[2]但是，因为拉斯基自身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从多元主义、费边社会主义、拉斯基-马克思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所以他的观点对中国学者的影响也呈现多面性。改革开放后，其专著《英国行政机构和文官制度》《文官制度》相继出版。

把民主约束到一定的范围内，经过一定的程序设计，民主才会推动社会进步。有了复决权，人民就可以阻止当选代表违背民意的行动。

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时，他提倡考试公平竞争、政治中立、职工会自治等原则。我国宪法学通说认为有了民主果实后，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才制定宪法。改革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和行政措施，立法过分强调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社会关系的确认，而忽视宪法应当具有的前瞻性，忽略了法律对于改革的指导作用。作者简介：褚宸舸（1977-），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中国宪法学说史、法社会学、禁毒法学。在龚祥瑞的学生中，有国家总理李克强，法学家姜明安、陈兴良、王绍光、熊文钊，著名律师陈有西等。2. 完善中国宪政的目标与途径龚祥瑞对中国未来宪法的基本定位是：宪法是政治法，是治国之法，治官之法，是从崇尚个性解放，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身、言论出版等自由，遏止暴政、苛政，保障公民利益出发的。

[10] 参见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在法与秩序方面，他认为，只有强有力的主权者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秩序和公平，人类社会有必要通过法律来建立、维持秩序

行政裁决须以合法有效的规范或公认的公平准则为依据，裁决过程及其所依据的特定事实、程序须符合逻辑和理性。本文提出的命题是，程序的正当性有别于合法性，有着发挥自身作用的独特价值。

主要的逻辑基准包括：是否有利于实现法的安定性、是否符合行政目的、是否符合正义或伦理规则。审查和评价行政程序是否正当的物化载体通常是行政案卷，行政案卷的形成要严格遵循已确定的规则和正当程序要求，所载相关程序和事实须以准确反映行政行为全过程的申请、调查、听证、决策等各种记录为基础。

[23]参见应松年：《中国行政程序法立法展望》，《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三是司法过程相对于行政过程而言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实行正当性审查将耗费国家成本，增大当事人负担，抑制行政机关主观能动性，导致行政机关的消极行政.[7]本文认为，在今天正当性已经构成行政程序不可或缺的价值基础，除行政机关可判断程序正当性外，法院也可对此作出判断，这种审查具有必要性和可得性。[31]但也要看到，此类基本原则和判断标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很难有一个绝对标准。美国联邦宪法规定了正当程序条款，联邦行政程序法则具体规定了听证等行政程序。

本文讨论的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其意义在于判断某种行政程序是否违背了成文法的明确规定。要防止滥用职权的发生和纠正滥用职权行为，以正当性或合理性作为判断标准实属必要。

行政自由裁量权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要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以及各方面的相关因素作出合理正确的选择，审慎行使权力，防止程序滥用。而实体自由裁量权则是根据各个行政机关的不同特点，零散存在于不同规定之中，往往具有很强的技术性、政策性。

此外，该法典一些条文还直接对正当性作出规定，如第138条第1款规定： 除非公共行政当局之机关预先作出行政行为，使得引致私人之权或受法律保护之利益受限制之事实行为或事实行动具有正当性，否则不得作出任何该等事实行为或事实行动，但紧急避险之情况除外.[7]参见卜晓虹： 《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诉讼中之实然状况与应然构造》，《法律适用》2006年第1-2期。（一）程序正当性审查的原则从程序正当性内涵的演变历史看，正当程序观念最早来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正义原则。

[31]参见江必新：《WTO与司法审查》，第155、156页。正当程序是一种高级法.在有的国家，当法定程序严重偏离正当性时，有权机关可以用正当性即社会所公认的程序价值去否认其适用效力。利害衡量规则适用于排除明显重大或明显轻微瑕疵以外的领域，它通过对复杂情势和多种需要同时考虑的因素进行权衡分析，作出效益最大化的选择。又如，在胡某诉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决定案中，法院一审认定被告有悖于法律法规授权目的，属于滥用职权，判决被告败诉，二审法院虽维持一审判决，但认为一审被告属适用法律不当，引起不同争议（参见余凌云：《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从若干判案看法院审理的偏好与问题》，《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

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要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即将本属于滥用裁量权问题转换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处理，试图从直观层面增强判决的权威性。

四是改进裁判文书制作和案件监督评查工作。其基本的考量就是针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违法但损害程度轻微等情形，不适宜采取撤销、重作等判决形式，而可以采取其他判决形式，以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稳定、维护法的安定性价值。

第四，正当程序不能实现实质合法、不能保证实体完全正当的风险时常存在。[12]参见许乐：《论行政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30期。